以原文为准。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托付项目“大数据治国战略研讨”(15@ ZH012)的阶段性作用。
电子行为法的研讨有利于智能电子政务打开，作为行政法的中心范畴，详细行政行为已不局限于半主动化，实务中呈现了彻底由机器作出的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详细行政行为的树立要件中包含行政机关的意思表明要素，而机器无法作出意思表明。在不承认法令概念和裁量景象下，因探寻个案正义的必要，全主动化或许意味着违背法治国准则。信息年代，行政程序正从个案程序演化至集团程序，许多程序性权力面临被机器行政架空的要挟。我国立法缺失相关规矩，可从德国和欧盟的立法例中汲取有利阅历，在特别法中弥补对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的标准，以进步公民电子信赖为方针，平衡电子政务打开和公民的权力维护。
信息技能影响着国家与社会的各范畴，行政机关早已凭仗电子前言打开行政活动，一方面技能优势可减轻作业担负和进步行政效率，另一方面技能为行政活动流程的再造供给了或许。按体系论的观念，传统上技能被内容所决议，但跟着技能不断向智能化打开，两者之间存在着卢曼所说的结构性耦合，技能将对内容产生震动式影响。表现在公共行政，智能技能将促进行政安排不断互联，行政活动不断交融，行政流程高效和通明化，中心也将由供给服务的行政主体转为承受服务的行政相对人。电子政务正是以此为研讨方针，重视着信息技能和政府再造之间的动态交互影响，而电子政务法则将法治国家建造归入考量，怎么完结信息技能、政府再造和法治国家三者之间的交融，是全球各国一起面临的时机和应战。
我国电子政务先后阅历了作业主动化、“三金工程”、政府上网和初级电子政务四个阶段，正迈向高档智能电子政务。初级阶段要点在于根底设施建造，开发和推行技能运用，完结作业无纸化和政府通明化；而高档阶段更重视行政流程变革，经过移动互联网、云核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式技能与政务的全进程深度交融，以“互联网+政务”带动完结简政放权、优化政务服务、进步行政效率等方针。在此布景下，国务院自2014年起不断发布文件推动“互联网+政务”建造，在政务信息体系整合同享、公共数据敞开、政务揭露、才智城市、网上政务大厅、移动政务等各范畴全面发力。从建造规划看蔚然壮丽，到2016年末，行政机关已具有5万多“域名、16万多政务微博和3万多政务头条号；现存的政务App已超越400多个；电子政务服务方针更达2.39亿。在建造质量上，全国各地也呈现了一批范本，至少包含上海、浙江、贵州、广州等省市。
“互联网+政务”正如火如荼全面推动，但电子政务法却呈现出打开滞后和不均的疲软态势。按学者的分类，作为特别行政法范畴的电子政务法至少涵盖了电子政府安排法、电子政务技能法、电子政务财政法、电子行政行为法、电子政务监督法。从这些范畴的现状来看，立法方面反应出软法多硬法少的情况，学术研讨方面呈现出行政办理学研讨多法学研讨少的局势。电子政务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适合的法令结构，为此行政法学视点的根底研讨必不行少。
详细行政行为乃是行政法学的中心范畴，智能电子政务年代，详细行政行为不只表现为以电子方法作出或许奉告，也不只局限于行政机关作业人员凭仗电子设备处理公事，更意味着彻底主动化的机器详细行政行为的或许。机器所作的详细行政行为，是否仍可归归于传统的详细行政行为，我国是否现已有必定的立法根底以及实例，德国在最近一次联邦《行政程序法》批改中参加“全主动作出的详细行政行为”以及欧盟数据维护法上的“人工介入要求”出于何种考量，其给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带来了哪些应战，我国又应当怎么挑选，本文将别离予以论述。
电子行政行为，从广义上讲，只需行政主体内行政活动中凭仗了电子技能和设备搜集、存储、处理或许传递信息即可。而在狭义上，是指行政主体直接依托电子技能和设备，依据事前设定的算法和程序，从行政程序敞开直到完毕整个阶段彻底扫除人工的行政行为。因而，可将电子行政行为分为两大类，榜首类为行政机关凭仗电子技能和设备但内行政程序进程中仍需人工介入的半主动行政行为，另一类则为真实含义上的机器行政行为——全主动行政行为，即狭义上的电子行政行为。若在详细行政行为的根底上界说，则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凭仗电子技能和设备由机器全程完结行政程序，并作出个案标准性的且具有直接外部效能的单独行为。
在我国，不乏半主动行政行为以及详细行政行为的立法规矩，大致可分三品种型。榜首为电子沟通类，例如《食物安全法》第115条要求主管行政机关发布电子邮件承受咨询、投诉、告发，公民、法人或许其他安排可用此种方法与行政机关沟通通讯。第二是电子奉告或送达类，例如《商标法施行法令》第10条答应商标局或许评定委员会经过数据电文将各种文件送达当事人，条件是有必要得到当事人的赞同。最为常见的情况是第三类，即电子请求或申报类，例如《行政答应法》第33条鼓舞行政机关推行电子政务，行政机关应当在网站上发布行政答应事项，相对人可依据《行政答应法》第29条以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法提出答应请求；按《商标法》第22条，请求人相同能够经过数据电文方法提出商标注册请求；别的在政府信息揭露范畴，请求人也可依据《政府信息揭露法令》第20条选用数据电文方法向行政机关请求信息揭露。
以上都触及数据电文这一概念，数据电文的界说由《电子签名法》第2条规矩，即“以电子、光学、磁或许相似手法生成、发送、接收或许贮存的信息”。而且依据《电子签名法》第4条，数据电文的方法只需契合法定条件，能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能够随时调取查用，能够同等于书面方法。《电子签名法》首要适用于民事法令标准，但也向行政法敞开，依照第35条，凡是国务院或国务院规矩的部分在政务活动或许其他社会活动中运用数据电文的，都可准用《电子签名法》的规矩。
在以上三类立法规矩的景象中，榜首种电子沟通类仅作为行政实际行为承认，跟着移动网的遍及，实践中比起电子邮件，行政机关作业人员已开端习气运用交际软件对相对人进行阐明、奉告、告诉、咨询、建议等，这些行为都或许构成行政程序的一部分。第二种电子奉告或送达类，因《电子签名法》对数据电文的书面同等效能规矩，准则上法令法规中要求“书面”方法的奉告或送达都或许用电子方法作出，但从《商标法施行法令》为维护当事人权力所附加的“当事人赞同”束缚可推得，电子方法奉告或送达应当具有数据电文的法定要求和当事人赞同两个要件；第三种电子请求或申报类，应首要以法令法规明文规矩为限，但从《行政答应法》第33条鼓舞电子政务的立法精力动身，若实践中行政机关供给电子请求进口，相对人运用该进口请求的都应当予以认可。
半主动行政行为作为一个较为敞开的概念，除了上述立法规矩所答应情况外，跟着电子技能和设备的遍及运用，实践中很多的行政行为都已然半主动化。比较而言，针对严厉含义上的电子行政行为即全主动行政行为，法令没有明文规矩。那么，实践中是否现已有这样的实例？
在智能互联网呈现之前，交通信号灯因其主动控制的特性彻底匹配了全主动行政行为的界说，尽管在理论上存有争议，其究竟归于笼统行政行为仍是归于对物含义上的一般行政行为，但不影响其全主动性的断定。除此之外，本文更重视的是智能互联网呈现后的全主动行政行为，现在也现已有实例呈现。依据《税收征收办理法》第26条，交税人、扣缴责任人可经过数据电文的方法向税务机关处理申报或许报送相关陈说表。该条规矩和前文所述的电子请求类半主动行政行为较为相似，但电子税务的不断打开使得该条取得了新的含义。
税务机关运用电子设备和事前开发的软件（网上办税体系），按各类税种将系列报表以及财务报表模块化，并将网上报税主动流程化。交税人或扣缴责任人带着证照注册电子税务局功用后，在交税申报期限内登陆该渠道，即可依照既定的流程操作，提交所需报表自主完结一切申报或扣缴流程，还可直接打印完税凭据。这种电子申报和电子扣税一体化的方法在地方政府规章中被称作“网上申报交税”，即交税人、扣缴责任人在网络渠道向税务机关交税申报，经税务机关审阅后转发至交税人指定的开户行，开户行代为扣交税款。因交税或扣缴程序的敞开由相对人自行触发并独立完结，而且税务机关仅凭仗电子设备让其主动审阅，此进程中不存内行政机关的任何人工介入，所以在税务行政中首要完结了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为防止不实申报，此套事前开发的程序具有风险办理功用，税务机关只需在风险预警的情况下外部介入并进行过后监督。
问题是，实践中已被广泛运用的税务机关运用全主动体系进行税款征收的行为存在着缺少明晰法令依据的瑕疵。2015年批改后的《税收征收办理法》第6条鼓舞税务机关配备现代信息技能并加强税收征收办理信息体系的现代化建造，第26条答应交税人、扣缴责任人选用数据电文进行申报、报送，在《税收征收办理法施行细则》第30条还明晰了数据电文方法包含网络传输，许多地方税务机关尽管有关于“电子”或“网络”申报交税的规矩，但无论是法令、部分规章仍是地方政府规章都没有规矩税务机关可凭仗全主动体系完结税收征收行政行为。由此带来一个问题，是否存在对全主动体系交税甚至在一般行政法上对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予以立法的必要性，必要的话又该怎么规矩，问题的答案或答应从面临相同问题的德国处找寻。
我国没有有全主动行政行为的立法规矩，但德国2017年批改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中引进了“全主动作出的详细行政行为”概念，并进行了若干法条的匹配批改。从大布景来看，德国这一修法是为了持续推行电子政务和完结行政现代化，是在2002年第三次和2008年第四次批改《行政程序法》根底上的进一步完善进步。
2002年第三次批改《行政程序法》，是为缓解实际中虽遍及存内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电子活动但无法可依的为难局势，在第3a条参加了电子方法条款，立法者意图将行政程序中的电子方法同等于书面方法，并转引《电子签名法》明晰了电子方法的法定要求。相应的，该法第37条也参加了电子方法的详细行政行为规矩。2008年第四次修法首要是为了转化欧盟的《服务指令》（Dienstleis-tungsRL），在《行政程序法》第71a到71e条设置了一致组织然后实行一站式政务计划，该规矩相似于我国《行政答应法》上以树立行政服务中心的方法进行相对会集答应，不过德国《行政程序法》规矩地更为详尽。这些一致组织的规矩既针对线下组织，也鼓舞推行至电子政务端。最近两年，迫于在欧盟范围内的电子政务建造方面仍处于落后的压力，德国公布或批改了一系列法令法规，其间特别值得重视的至少有两处。一个是2017年公布的《在线进口法》（Online-Zugangsgesetz），该法企图构建一个全德的一致政务渠道，在保存原有各级政务网站的根底上构成一个渠道联盟，公民经过一致账号登录后即可享用全国一切的电子行政服务。另一个便是2016年公布并于2017年收效的《行政程序法》中的全主动作出的详细行政行为条款。
关于全主动作出的详细行政行为的立法争辩起源于2014年，其时联邦内政部树立了一个关于批改《行政程序法》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同期联邦财政部正评论怎么完结“税收程序现代化”，因为全主动申报交税行政行为在实践中已广泛存在，实定法上却无明文依据。立法者争辩的焦点包含，是否有必要在税收行政范畴规矩全主动作出的详细行政行为，以及该详细行政行为是否在一般行政法层面具有遍及适用性？尽管环绕该评论至今未到达一致意见，但立法者终究选用了慎重的敞开情绪，在《税务法令》第155条第4款、《社会法典（第十卷）》第31a条以及《行政程序法》第35a条参加了全主动作出的详细行政行为条款。
在引进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条款之前，尽管德国《行政程序法》上现已有“电子详细行政行为”（der elektronischer Verwaltungsakt）和“凭仗主动设备作出的详细行政行为”（der mit Hilfe automatischer Einrichtungen erlassene Verwaltungsakt）的规矩，前者着重作出和奉告详细行政行为的电子介质性，后者着重作出进程依托电子设备，但都停留在半主动层面。学者早就预判，依据事前设定程序和给定的数据，机器不只能够辅佐和简化人工还或许全面代替人工，但是其时的立法者并未估计到全主动年代到来得如此敏捷。
在税法范畴首要呈现了全主动程序，即电子报税交税行政程序，相对人只需在线填写给定的电子表格并点击发送后马上就能取得交税告诉。整个进程中，程序的敞开由相对人触发，行政机关作业人员毫无介入。过后，假如体系风险办理体系发现问题，机关作业人员应予查明处理。为标准这一程序，《税务法令》第155条第4款授权税务机关可让设备全主动化地承认税种和核算税额，除此之外机器还可批改、撤回、废止、吊销或许改动详细行政行为，前提得是不存在需求行政机关作业人员介入进行个案处理的缘由。税务机关在预先给出的电子表格中会设置一栏让相对人填写，若相对人在此填写需求人工介入，即存在人工个案处理的缘由，可见，相对人被赋予了从全主动程序转为一般程序的挑选权。因为社会法中也触及相似于税收品种和税额核算，比方退休金的承认，在《社会法典（第十卷）》第31a条也新参加了全主动作出的详细行政行为条款，比起《税务法令》还特别着重，鉴于行政程序上的查询准则，行政机关除了听任机器处理外还应当考虑在主动程序中没有取得但对个案参与人而言重要的实际情况。
无论是《税务法令》仍是《社会法典（第十卷）》，新参加的全主动作出的详细行政行为条款已存在实际依据，实践中都现已广泛运用，问题是能否推行至一般行政程序法？立法者在这个问题上秉持了必定情绪，因而为了习惯智能电子政务的未来打开，联邦《行政程序法》第35a条创设但不无慎重地引进了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为何说立法者秉持慎重情绪，因为首要，该条设置了（本质）法令保存，只要详细法令、法规指令和规章明晰规矩的全主动程序才被答应，以防行政机关自己随意决议运用全主动程序；其次，与《税务法令》和《社会法典（第十卷）》比较，《行政程序法》第35a条更严厉地扫除了详细行政行为中存有不承认法令概念和裁量的景象，即只答应在羁束详细行政行为时才可全主动化。与《社会法典（第十卷）》第31a条坚持一致，《行政程序法》并没有彻底革除行政机关的查询要求，第24条查询准则之处添加了要求行政机关对全主动程序外重要实际情况查询的责任。
详细行政行为自奉告相对人始收效。传统详细行政行为由行政机关作出并由其主动奉告，可口头、书面或许经过电子方法，但在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的景象下，当机器完结详细行政行为后，相对人有必要在自己的终端设备点击接收。因而，《行政程序法》在奉告条款处弥补了相对人经过网络主动得悉的景象。依据该法第41条第2款，若相对人或其代理人赞同，任何经过电子方法奉告的详细行政行为都可由其点击得悉，此种方法同等于行政机关奉告。但行政机关有必要供给电子认证程序保证点击得悉者为权力人，该奉告自点击得悉后第二天核算始期。实践中，行政机关一般会经过发送电子邮件的方法告诉权力人，权力人按邮件中的链接或许途径提示点击得悉详细行政行为。为防止各种原因导致其无法收到告诉，或收到告诉后无法点击，立法者从维护权力人的视点，为此种点击得悉奉告方法设定了十日期限完结拟制，即假如行政机关发送告诉十日后权力人仍未点击得悉，则视为未奉告，尔后仍可经过其他途径或许以重发告诉的方法进行奉告。从法条详细内容来看，新式奉告方法并不只仅适用于全主动作出的详细行政行为，而是遍及适用于一切以电子方法奉告的详细行政行为。
德国为推动电子政务和完结行政现代化，尤其在税收和社会法范畴加快程序现代化建造，为改动全主动申报和缴交税费、全主动承认社保金额无法可依的局势，在《税收法令》和《社会法典（第十卷）》引进了全主动作出的详细行政行为条款，并扩展至一般《行政程序法》。立法者秉持了慎重的敞开情绪，敞开表现在，尽管除税收和社保之外的其他范畴尚无任何实践，《行政程序法》仍参加了全主动作出的详细行政行为，还参加了由相对人点击得悉详细行政行为的配套规矩；慎重表现于对该种详细行政行为的许多束缚，包含法令保存、对不承认法令概念和裁量景象的扫除、对查询准则的束缚革除。环绕全主动作出的详细行政行为，立法者选用了决断方法予以实定法化，但自身仍存在许多理论争议，如是否还能匹配传统的详细行政行为树立要件，即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是否能被证立，以及为何仅束缚适用于羁束详细行政行为？对这些问题的理论评论，比起立法规矩自身，更有助于我国对该准则的知道和反思。
德国法学家蔡德勒（Zeidler）早在1959年就曾预言，未来科技将答应机器代替行政机关作业人员作业，但从行政法视点而言则应当制止，原因是人的意思构成或意思表明无法由机器作出，因而应当差异人类以及机器活动构建不同的责任体系。如前文所述，在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引进第35a条即全主动作出的详细行政行为条款之前，立法现已规矩了电子详细行政行为和凭仗电子设备作出的详细行政行为，环绕后两者也有过争辩，是否半主动详细行政行为也缺少意思表明要素，因其未悉数扫除人工决断，所以问题并不凸显。现在的问题是，在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扫除人工的景象下，因机器不具有心性和灵性，既不归于自然人也不契合法人的构成，所以机器自己无法构成和表达意思。这是否意味着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因不具有意思表明要素然后无法证立？
意思表明本是民法上法令行为概念的本质中心，后者是指民事主体以意思表明的内容取得相应法令作用的行为，这也在必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行为理论。在德国，奥托·迈耶首要经过行为型式化以法院判定为蓝本缔造了详细行政行为这一中心法令准则，将其界说为行政机关对臣民在个案中作出的决议其权力的高权宣示。尽管迈耶在界说顶用的是高权宣示（obrigkeitlicher Auss pruch）一词，其弟子瓦尔特·耶利内克（Walter Jellinek）解读迈耶的学说时指出，迈耶所谓的高权宣示便是高权意思表明（obrigkeitliche Willensäußerung）。至于行政法和民法上的法令行为以及意思表明之间的相关或差异，迈耶和耶利内克都没有过多论述。初次将公法上的法令行为与民法上的法令行为进行体系化对接的是柯尔曼（Kormann），他在问候迈耶的《法令行为性质的国家行为体系》一书中体系梳理了公法、民法以及诉讼法学者关于公法法令行为（publizistischer Rechtsgeschäft）的了解，指出法令行为可作为法学内一起的上位概念，是旨在产生法作用的意思表明，公法与民法上的法令行为的差异仅在于作出意思表明的主体不同罢了。
对此，福斯特霍夫（Forsthoff）提出了不同观念，以为柯尔曼企图将法令行为塑形成一个一起上位概念，是将法令行为作为断章取义的俗话（bildhaft-übertragene Redewendungen）对待了解。福斯特霍夫以为，假如按民法上的法令行为和意思表明来了解行政法，则意味着行政法是以行政法令联系为根底予以构建，而迈耶缔造的行政法是以单独、优势、强制性地承认权力责任的详细行政行为为中心;民法上的意思表明仅能给表明主体自己设定权力责任，但详细行政行为的意思表明是行政机关对相对人设定权力责任。弗卢梅（Flume）与福斯特霍夫的情绪坚持一致，以为民法以私法自治为动身点，而行政法受依法行政准则的束缚，前者可为自己较为自在地设法，而后者是在实行法令时为别人设定法令成果；假如非要对接，则详细行政行为也仅相当于民法中能直接构成、变化、消除或承认法令联系的单独法令行为。
柯尔曼将行政法上的意思表明类比民法上意思表明的学说并未被立法选用，弗卢梅和福斯特霍夫的对立说则表现于德国现行《行政程序法》的第35条，依据该条，详细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旨在标准公法范畴中的个案然后作出的具有直接外部效能的指令、决议或许其他高权办法。关于“标准”（Regelung），即使后来的学者仍将其界说为完结某种法令作用的意思表明，但此刻应将其了解为行政机关为相对人设定的符合法令规矩的客观意思，而民法上的意思表明是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不违背强行法规矩的片面意思。在民法上，对意思表明的解说存在意思主义与表明主义的争辩，但内行政法上，尤其是详细行政行为之处，将不考虑行政机关和作业人员的心里意思，仅从客观视角予以判别，进而言之，从是否对相对人权益直接产生影响的视点推定行政机关的意思。
理清民法和行政法上意思表明的差异之后，关于机器是否会导致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缺少意思表明要素这一问题便有了明晰的答案。机器（包含电子设备和电脑程序）由行政机关所收购，并由其提早规划流程、输入数据或供给表单，所以行政机关依然是行政程序的事前规划者。榜首，在没有运用人工智能机器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无疑仍是行政程序的主导者，此刻，机器是行政机关的延伸之手，其意思仍由行政机关构成并经过机器表达，机器“表达”的意思归归于行政机关。第二，即使运用可自行感知、考虑和举动的人工智能机器，尽管会呈现行政机关不行猜测的景象，但依据行政行为意思表明的客观推定原理，此刻行政机关的意思将从机器对相对人权力责任是否直接产生影响的视点予以推定。无论怎么，内行政法上，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都不会因缺少意思表明要素而不被证立。
德国立法者在《行政程序法》第35a条引进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时的保存慎重情绪，更表现在对不承认法令概念和裁量景象的扫除。
按现在德国行政法的理论，在法令标准分为实际要件和法令成果的根底上，从行政法院对详细行政行为司法检查密度的视角动身，差异了详细行政行为中的不承认法令概念与裁量。不承认法令概念为实际要件部分不明晰或许个案中也无法承认之笼统语词，一方面因为立法者客观上无法预知未来之景象，另一方面立法者故意给行政机关弹性适用空间，不承认法令概念之运用不行防止也存在三权分立上的合理依据，因而并不与法治国下的立法明晰准则相冲突。在不承认法令概念之处，由巴霍夫（Bachhof）于1955年提出的判别地步理论更是在此厘清了行政的活动自在和司法检查之间的边界。不行否认，不承认法令概念必定触及行政机关的片面知道，在个案中行政机关能够结合各种要素予以解说并详细化笼统的法令规矩，而机器能否完结不承认法令概念的详细化则值得置疑。
疑问也存在于裁量之处，与不承认法令概念相对应，裁量意味着在法令成果部分行政机关对不同处理方法有挑选或许。行政机关经过严厉实行法令取得民主合理性，并承受法院检查，但立法者就某一实际要件答应行政机关在个案中作出挑选，或许触及是否作出或怎么作出等不同情况。在法令束缚下行政机关取得独立作出决议的时机，即裁量空间，以服务于个案正义为方针。所以，在裁量景象下，个案中深层次的情况判别和利益衡量必不行少，而全主动作业的机器能否担任裁量作业也令人疑虑。
德国的理论尽管从一致裁量说演化至当今的不承认法令概念和裁量两分说，但无论怎么都要求行政机关在个案中结合详细情况对笼统法令予以详细化，不然有违背法治国下依法行政准则之虞。问题是，全面扫除不承认法令概念和裁量景象下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的适用，将大幅减缩此种行为存在的含义。换言之，假如在不承认法令概念和裁量景象下也能保证个案正义，应当答应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的适用。以裁量基准为例，其有利于标准行政机关的裁量活动，进步行政机关的作业效率，也能维护相对人的相等权，内行政法上有很多适用的空间。已然裁量基准能在同案同处理和个案处理之间坚持恰当平衡，然后被行政法所答应，那么，行政机关依靠全主动设备作出详细行政行为也未尝不行。若按不同的详细景象并参阅各种重要因素，将裁量基准在电脑程序中予以设定，在裁量景象下也并非彻底扫除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的作出，不承认法令概念的景象相同如此。
理论上而言，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既能够在羁束也能够在裁量景象下被作出，但其是否存在本质适用边界？针对这一问题，现在很少有立法例可供参阅，数据维护法上的“人工介入要求”或许给出了一个考量标准。
因为数据维护法的一半内容在标准公共主体怎么搜集、贮存、转交、运用公民个人信息，这部分可作为特别行政法对待。2001年德国联邦《数据维护法》第6a条转化了欧盟1995年《个人数据维护指令》，规矩凡是会给数据权力人带来（晦气）法令成果或许对其严峻危害的决议，准则上制止全主动进行有关品格特征的评判（例如征信），即数据维护法上存在着必定的“人工介入要求”。此要求有两个破例，榜首，在某个法令联系结构内（例如合同联系）预先取得权力人的赞同；第二，数据责任机关奉告相对人而且经过恰当办法能维护数据权力人的合理利益。《数据维护法》第6a的立法例被2016年经过的《欧盟一般数据维护法令》第22条全盘接收。
数据维护法作为宪法上个人信息自决权的详细立法，在公法部分的一切准则都环绕怎么防止个人信息被无束缚地搜集、贮存、运用以及转交，个人有权决议信息什么时候以及维持在何种极限内予以揭露，而且个人有权知晓，谁、何时以及何种情况下对其了解什么。为此，数据维护法在法治国准则和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指引下，以赞同准则、意图束缚和必要性准则、数据防止和节省准则、通明准则为纲，即使在大数据年代以及个人信息的经济特点越发凸显的当今社会，德国以及欧盟并没有松动这些准则，而是经过引进更多的事前和事中办法予以调整。面临机器全主动处理剖析点评个人信息的或许，德国联邦《数据维护法》第6a条以及《欧盟一般数据维护法令》第22条都旨在防止信息权力人被客体化，防备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担负晦气法令成果。
从德国和欧盟数据维护法上的“人工介入要求”条款可推得：榜首，该条款仅针对担负行政，即在给付行政景象下，应当答应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第二，从“对其严峻危害的决议”这样的表述能够得出相似于重要性保存的判别标准，若全主动程序给相对人的权力越有或许形成严峻危害，则越应当在准则上予以制止；第三，制止也或许存有破例，例如若取得相对人的预先赞同，或内行政机关奉告相对人并能保证其权益的情况下，能够破例答应运用全主动程序。
除了上述有关全主动行政行为实体部分的评论外，更多的问题源自行政程序，好像详细行政行为的想象，环绕详细行政行为构建的行政程序也从“人”的行为动身，而非机器。站在法治国准则情绪，行政程序乃是标准行政机关活动的利器，程序合法乃是详细行政行为合法的要件之一。机器作出的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或许对传统行政程序带来许多应战，在德国的相关立法评论中，首要环绕以下三个程序进行了评论。
准则上行政机关在作出详细行政行为时有给予相对人听证的责任，仅在破例景象下才可革除该责任，比方不真实的集团程序。集团程序中存在着很多的相对人，若都针对同一个详细行政行为，称之为真实的集团程序；与之差异，若针对的并非为同一个而是同一种或相似的详细行政行为时，比方交税或许人口统计的景象，此种程序被称为不真实的集团程序，全主动行政程序是典型的不真实的集团程序。
真实的集团程序在听证方面并不享有本质上的革除待遇，其特殊性仅在于可直接针对程序代表人听证；在不真实的集团程序中，得差异情况复杂程度予以判别，若情况复杂则并不能革除听证责任，但像交税这样的集团程序或能凭仗主动设备作出的详细行政行为都归于依据行政阅历可处理的具有高度同类特征的简略绑缚，因而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革除了行政机关的听证责任。以此类推，关于德国现在规矩的停留在简略重复作业的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也应当革除听证责任。
行政机关有责任在程序中实行查询责任。机器全主动处理意味着模块或程式化，以此进步行政效率和下降成本，但也蕴藏了革除行政机关个案查询责任的或许。个案性乃详细行政行为的重要特性之一，若行政机关彻底依靠机器作业流水线般作出详细行政行为，则详细行政行为的本质中心有被掏空的风险。为防止行政机关在一切景象下都仅凭仗电脑程序和相对人所提交的数据交由机器彻底处理，《税务法令》和《行政程序法》在引进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的一起，也要求行政机关考虑主动程序之外对个案相对人重要的实际情况。这意味着，比方在预先给定的电子申报税收表格中，若相对人输入了一些超出税务机关预先想象的内容，风险办理体系应当予以辨认并提示作业人员，后者应当实行程序法上所要求的查询责任。立法者着重了实际情况有必要到达必定的重要程度，方可中止全主动程序，可见其企图在此对行政效率和参加人的程序权力进行平衡。
行政程序参加人享有阅卷权。尽管德国行政程序法上对阅卷权持较为保存的情绪，附加了许多束缚，但作为或许存在的重要程序权力仍值得评论。问题是，机器全主动作业时，程序参加人并没有实体文档卷宗可览，仅有核算机协议和活动日志被保存。这不只关于程序参加人而言存在才能上无法识其他不行逾越妨碍，对法院检查详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也带来了极大困难。明显，代码关于程序参加人并无多大含义，即使保存机器活动的日志也不能和实体文档卷宗混为一谈，程序参加人的阅卷权遭到严峻要挟。立法者在此并没有作出努力，学界提出阅卷权的中心确实在于可追溯性，代码和日志的不方便阅览需经过其他途径予以打败，例如加强主动程序投入前的试验强度、详细记载检测成果、揭露程序运转代码和算法，并将这些尽量转化为大众可了解的内容。
从上述评论可知，在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的程序中，相对人的听证、查询和阅卷权这些中心权力都有或许被本质性限缩。开始立法者以个案程序为蓝本拟定了《行政程序法》，立法的天然滞后并没有将全主动机器行政归入考量，而人工智能飞速打开的今日，已标志着行政程序正从个案程序转向（非真实的）集团程序。行政机关经过模块化和主动化打开行政程序，在减轻机关作业的一起，不该当以献身参加人的程序权力为价值，为此行政程序法应对各项程序权力予以调整，经过破例、束缚或代偿的方法平衡行政效率和个人权力维护。
从现在的立法例看，全主动行政应至少恪守以下程序要求：榜首，德国和欧盟的数据维护法都要求保证相对人对全主动程序的知情权，行政机关不只应当主动奉告相对人将适用全主动程序，若相对人主动要求，行政机关还有必要奉告和论述选用全主动处理的重要理由；第二，相对人有挑选权或回绝权，即能够挑选运用全主动或一般程序，若行政机关在某些景象下准则上让机器处理，相对人依然能够回绝；第三，在全主动程序进行进程中，相对人有权随时要求人工介入，行政机关应听取相对人的陈说，若合理则中止主动程序转为一般程序；第四，行政机关也应当负有在法定景象下主动中止主动程序的责任，例如德国的《税务法令》和《行政程序法》要求行政机关对个案相对人在主动程序外的重要情况予以查询，若存在这些情况，行政机关应主动康复一般程序；第五，若对主动程序作出的决议不服，行政复议有必要由人工进行，制止全主动复议。
智能网络年代，我国现已取得了令人瞩意图成果，电子政务能否像电子商务、移动付出甚至同享经济相同取得成功，取决于各相关学科的一起努力，法学将在其间扮演着平衡政务创新和公民权力维护的重要人物。全主动化的行政作业，固然在下降人工成本、进步行政效率、同案同处理、客观中立等方面良益颇多，但一味依靠科技，将或许引发技能打败理性、规划损益特性和权力压榨权力的风险。从我国现在的立法规矩和实践情况动身，结合德国与欧盟的相关阅历，我国或答应以优先在以下几方面有所考虑和举动。
榜首，补强法令依据。我国存在电子送达、电子请求这样的半主动行政行为的立法规矩，但缺少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的标准，比如税务机关已广泛运用的主动化申报税收征收行为是否需求标准的问题，德国在2014年起打开了立法争辩。从德国阅历看，无论是税法和社会法所触及的主动交税和收费行为，仍是延伸至一般行政法，全主动处理作出的详细行政行为和传统比较，都存在明显差异。首要的问题是，这样的机器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是否还归于行政法上的详细行政行为，德国立法者按意思表明归属说给予了必定答复，探求行政法上的意思表明理论后也可扫除对此的疑问；其次，规矩这样的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时该怎么束缚，以防在实体上对公民的权力形成危害，德国立法者从对个案正义的维护动身彻底扫除了不承认法令概念和裁量景象，但已然答应裁量基准的广泛运用，经妥善规划后的全主动程序不该被彻底制止，可依据对相对人权力损害的严峻程度来设置准则与破例规矩；别的，公民的行政程序权力也或许被机器行为架空，所以比如听证权、查询权以及阅卷权都得再诠释或匹配调整，最低的一些程序要求应当恪守。由此看出，机器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尽管未推翻传统界说，但在实体和程序上都有特别之处，若不加以特别规矩，则晦气于程序参加人或相对人的权力保证。在立法形式上，德国既在特别法（税法和社会法）也在一般法（行政程序法）中引进了相应条款，而且依据一般法上法令保存的规矩，经特别法授权方可选用全主动作出详细行政行为，特别法也可设置愈加严厉的束缚。所以，在我国尚缺一般行政程序法或行政法总则的根底上，可优先在特别法中予以标准，未来一般法中应留意此种新式详细行政行为的存在。
第二，平衡电子政务中的规划与个案。正如德国个人信息维护法之父西米蒂斯（Simits）所说，电子程式化将不行防止地给法治国家带来困惑，法令决断首要是针对个案中的当事人，而非用形式化一致处理，不然无法达致合理的法令成果。西米蒂斯所建议的法令决断应在个案衡量下进行的观念，提醒了电子政务法中最需求关心的一个面向——规划与个案平衡。德国立法中，对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的适用束缚，内行政程序中对听证、查询和阅卷等程序权力的代偿补强，以及德国和欧盟数据维护法中的“人工介入要求”，都以平衡规划与个案为方针，其底子意图是为了防止公民的权力遭到损害。电子政务运用妥当，将有助于公权力和公民权力两头的效益进步，运用不妥则晦气于法治国家的建造。
第三，不断进步公民对电子政务的信赖。电子政务的胜败在于公民的信赖，使命中心在于怎么树立电子信赖。现在我国电子政务已呈现出过度昌盛的局势，而实际上公民很少或许仅仅偶然触摸电子政务，在少数的运用中也以获取信息为主，较少与行政机关打开电子互动或许直接获取电子行政服务。这明显现已不能归咎于电子政务建造尚处于建造阶段，假如从九十年代初起算我国的电子政务已打开了二十余年。我国电子政务，应从数量建造向质量建造跨进，从相对人的体会视角动身，实在进步电子行政服务的可用性和快捷性，然后进步对政务的信赖度。此外，公民信赖行政，是因为行政主体恪守法令并作出了合法和正确的决议，电子设备的可靠性可防止人工的任意和偏私。但需留意，机器行政也会形成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作业人员面临面沟通不断削减，应拓展电子沟通途径予以补强。
科技革新给行政法带来了无限或许，行为型式论的敞开性也将接收更多新式行政行为。对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的研讨有利于夯实电子行政行为法，然后恰当缓解电子政务范畴行政办理学研讨多法学研讨少的局势，有利于完结构建政务打开和权力维护平衡的电子政务法令结构的方针。详细行政行为是一般行政法研讨的中心，尽管电子送达、电子请求改动了行政机关和相对人的活动传递方法，却并未触及传统详细行政行为的底子。而彻底由机器作出的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例如税法范畴在实践中遍及运用的在线申报、交税和交税行为，却在作为构成要件之一的意思表明要素上遭到诘难，但因机器的“意思”可归归于行政机关以及行政法上对意思表明的客观推定，详细行政行为的树立要件并未本质改动。为保证公民在个案中取得行政机关的合法决断，在不承认法令概念和裁量景象下，应结合或许导致的权力损害程度设置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的适用规矩，对程序性权力的减缩应维持在由技能特性自身决议的范围内，并经过保证权力人的知情权、挑选权、回绝权、随时要求人工介入权、揭露代码和算法等代偿机制、人工复议等方法予以补强。对我国而言，应当在调查域外立法现象的一起，重视吸收其怎么平衡电子政务打开和公民权力维护方面的有利阅历，在特别范畴中添加全主动详细行政行为的标准，而且不断进步公民对电子政务的信赖，然后真实进步电子政务的建造水平。回来搜狐，检查更多
